一般提到军统特务，最先想到的一定是影视剧里阴暗的形象，男特务一脸阴鸷，仿佛随时就要暴起杀人，而女特务则是身穿军装，头戴船帽，说不出的妖冶。
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在960年特赦后，写了许多回忆录，其中有不少涉及军统的秘闻，使得人们对军统这个神秘组织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不过，沈醉在所谈的内容中，其实忽略了军统中女特务的形象。
比较知名的军统女特务，当属在1941年破获了日军要偷袭珍珠港情报的姜毅英。
当年军统（BIS）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而那时，CIA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OSS）不过才刚刚起步而已。
可惜美国人当年出于傲慢的情绪，并不相信中国的情报机构，以至于后来事发后才意识到这一点，间接促成了1942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双方在情报上共享，当然，这个中美技术合作所后来成了迫害共产党人以及进步人士的地方，这就都是后话了。
展开剩余88%一从姜毅英遗留下来的老照片不难看出，当年军统女特务，其实并没有妖冶的外形，甚至在日常时也从来不穿军装。
据说在军统内部还有一条规定，就是不准女特务穿军装、不准化妆。
2012年，原军统女少尉、译电员王庆莲在接受采访时就说过：
“军统人员，是明令禁止穿着军装的，就连军便服都是不准穿的，我在军统3年就没穿过一天军装。至少在重庆时期，除了特务总队可以穿着军装以外，其他部门谁敢穿军装呀，若被戴笠看见，那不是找死呀？”有的文章称王庆莲为中国大陆最后一个军统女特务，就连王庆莲晚年在接受采访时，也称自己是女特务。
宽泛意义上讲特务，指的是从事安全、军事、政治系统工作的特殊工作人员。但实际上特务在执行任务期间，通常都是以秘密方式执勤。
根据工作性质来看，王庆莲算特务，但工作方式上来看，王庆莲又不算是特务，她顶多算得上是一个军统的内勤人员。
当年戴笠、毛人凤选人进军统局本部，一般都要选同乡，浙江江山人，他们认为如果是同乡，不容易混入奸细。
王庆莲是1928年4月出生浙江江山人，出身贫苦，幼年时父亲就去世，又隔了没几年，抗日战争爆发，家里的东西都被日军烧光了，生活出现了很大困难。
1943年4月，军统局到江山招人，年仅15岁的王庆莲被母亲报名，结果只考了一次就考上。
王庆莲也是后来才知道，当时军统局是因为人不够才招人，他们这一批共有20人，4个女的，16个男的。
像王庆莲这批人，其实并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和影视剧中一些所谓的临澧训练班、青训班都不一样，他们几乎是急匆匆的就被派到了重庆工作。
王庆莲等10人后来被分在军统局本部译电科工作，他们一行人被安排在重庆磁器口一个隶属于军统密本股的打印厂工作，专门负责印刷密码本，后来因为日军轰炸的紧，就又被安排到了乡下。
1944年4月，王庆莲被调回军统局本部，在译电科华南股任译电员，军衔为准尉，但领取的是少尉的工资。
二王庆莲也是后来才知道，想调到军统局译电科是非常难的。毕竟译电科能够直接接触电文，因此如果不是特别信任，是根本没办法调来这里的。
“军统局一把手戴笠和二把手毛人凤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个处，一个秘书室，另外就是译电科，也大都是江山人。 ”译电科华南股股长王威是我舅舅，华东股、华北股、密本股的股长也是老乡。整个译电科的人都讲江山话，别人也听不懂，不容易泄密。”王庆莲当年进军统的时候也不过才15岁，文化水平也很低，想要破译重重加密的电文就比较困难，哪怕译电科华南股股长是他舅舅，但完不成任务就要加班。
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庆莲河我们今天苦命的加班党差不多。
在王庆莲看来，军统的组织纪律很严格，特别是像他们这样就在戴笠、毛人凤的眼皮子底下的人。
戴笠自己就是一个很注重仪容仪表的人，所以也要求部下穿着整齐，像局本部的工作人员，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浅蓝色的旗袍。
当然，不允许穿军装。
事实上，王庆莲口中军统女特务的形象，类似于《风声》中周迅扮演的那个形象，工作性质也差不多类似。
王庆莲是在局本部工作，所以倒是比在外活动的军统特务更容易见到戴笠。在她看来，戴笠并没有像传闻中的那么阴险狠毒，反倒是一个很正派的形象。
有一个细节，影视剧还原的很真实。
“我在局本部工作期间，经常可以见到戴笠，戴笠给我的印象比较威严，很神气，说一不二，并且很讲究仪表，他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很整齐。 “我们不叫他戴局长，都叫戴老板，小小声说一句“老板来了”，大家赶紧老老实实地干活。”王庆莲进译电科的时候，她的直属上级就是译电科科长姜毅英。
姜毅英抗战时因破获日军南进的情报，凭功晋升军统本部第四处电台台长，任译电科长，后来译电科改称机要组，姜毅英也就成了机要组组长。
据王庆莲回忆，她年轻的时候比较漂亮，也喜欢打扮，但后来军统出了规定不让打扮，姜毅英还特别处罚她，记大过一次。
总的来看，军统的规矩多，纪律也严格许多，但从王庆莲的回忆来看，她在局本部工作期间，也不算受束缚，因为薪水丰厚，少年天性的王庆莲私下里生活上也很悠闲，比如外出去看电影、跳跳舞什么的。
王庆莲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出了门玩儿，决不能说自己是军统的。
王庆莲很喜欢跳舞，昔年在重庆，大大小小的舞厅她都去过，面对军统严格的规定（不准在外面跳舞），王庆莲自己其实违反了大部分。
有人看见了还劝：
“小鬼，被发现了会把你抓起来。”王庆莲不服气：
“抓起来再说嘛！”在王庆莲看来，即便就是抓起来也没事儿，就是关上十天半个月，译电科不少人都因为违反规定被关进渣滓洞过，但后来也都放出来。
有个驻外地的男女，违反军统规定谈恋爱，还怀了孕，被局本部知道了，直接调回重庆，男的被关进渣滓洞关了半年。
王庆莲记得，当时那个女孩儿吓坏了，一直哭，还是她过去劝：
“傻瓜，你哭什么哭，他关六个月，放出来不就承认你们是夫妻了！”事后果然如王庆莲预料，男的后来被放出来以后，军统没再追究他们违反纪律的事儿，等于说承认了他们夫妻的身份。
三王庆莲离开军统是1946年8月，当然那时候已经改称保密局，说是离开，实际上就是请了长假。到1949年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之际，保密局还联系她要她去，但她没同意。
“我不去，我去了我妈妈怎么办？”据王庆莲自己回忆，她离开军统的原因是因为跟组长姜毅英不和。
1949年国民党当局败退，姜毅英随保密局撤到了台湾，毛人凤死后，姜毅英也脱离了军统，由人介绍出任了台北雨农小学的校长（这小学的名字也很不一般）。
王庆莲脱离军统以后回到老家，不久结识了未来的丈夫汪含芳，两人于1948年3月成婚。
新中国成立以后，王庆莲因为在军统的一段经历，被划为黑五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右派分子），有段时间王庆莲觉得很委屈：
“我在军统局就是坐办公室，译电报，没开过枪，没杀过人。”王庆莲后来和丈夫离婚，再嫁的丈夫是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也是个右派。
在那个运动比较频繁的年代里，王庆莲吃了很多苦头，要知道那时候的她也才20岁出头，一想起苦难的日子还要伴随终生，就连生活下去的勇气也没有了。
1978年下半年，随着陆续拨乱反正，王庆莲才算是迎来了好日子。
1979年，王庆莲的丈夫最先获得平反，并在第二年安排至塘栖饮服公司下属的棒冰厂工作。
1981年1月，王庆莲也被落实了政策，原单位粮食公司给其办了退休手续。王庆莲在乡下的23年也被计算了工龄，每月能拿到39元的退休金。
2012年，王庆莲接受采访时还忍不住感慨：
“1981年至今已过去了30年，解放后我仅仅工作过8年，虽然曾经受了那么多罪，那都已过去了。毕竟共产党已养了我将近31年了，使我的晚年过得很幸福，我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这是我的肺腑之言。”王庆莲坦言自己一生对不起四个人，除了没给母亲养老送终外，最对不起的就是三个儿子，在那个年代里，她的儿子也因为母亲的身份被人歧视，抬不起头。
一次，王庆莲问小儿子：
“从小妈妈不能管你，你恨妈妈吗？”小儿子摇头：
“不恨。”王庆莲的心里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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